蒲松龄画像
作为深受儒家传统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蒲松龄对于现实政治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与参与意识。假如他能够通过科举这道窄门，也许他真的可以有一番作为的。但是他没有。那么，科场失意的蒲松龄如何实现其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的担当呢？韩田鹿老师认为，孔子已经为蒲松龄这样无法在官场上实现政治理想与抱负的人指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对蒲松龄而言，这个抱负的实现主要包括两个渠道：一是在自己真诚奉行儒家原则的同时推己及人，对现实社会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二是以自己包括《聊斋志异》在内的作品为晨钟暮鼓，以此感化人心。本期韩田鹿老师将为读者揭示一个全面而真实的蒲松龄。
本期主题：解读蒲松龄
栏目主持：梁巍
主讲嘉宾：韩田鹿 河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性格自负 一腔参政热情难以实现
受着儒家传统思想教育成长起来的蒲松龄是一个非常热衷于政治的人。他渴望建立一番功业：“我有涪洼百炼刀，欲从河汉斩长鲸”(《呈树百》)，当他的朋友孙树百问及他可以仿效哪一位古人的时候，他写了一首诗作为答复：“重门洞豁见中藏，意气轩轩更发扬。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郭汾阳就是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名臣郭子仪。从这些诗歌中，都可以看出蒲松龄参与现实政治的热情以及对于自己政治才干的自负。
实现政治抱负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当然是做官。对于生在寻常百姓家的蒲松龄，取得“官”的资格与地位的唯一的手段就是通过科举这道窄门。但是，众所周知，蒲松龄在科举的道路上历尽坎坷，“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最后以岁贡生终老林泉，“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的热望到头来终成空。
与普通八股文士不同的是，科举路断的蒲松龄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政治责任。在儒家看来，“为政”，也就是参与政治的手段、方式有很多，为官远不是“为政”的全部。《论语·为政第二》有这样一段话：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这就是说，在不能或者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方便以作官的方式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对父母能够尽孝，对兄弟能够关爱有加，通过著述对于历史、现实进行褒贬，对政治有所影响，也是一种参与政治的方式。孔子本人的生平与经历为后人树立了效仿的榜样，他的言论，也成为后世像蒲松龄这样以道义自命的儒生以非官员身份参与、影响政治的理论依据。
行为端正 以孝悌的原则实现理想
韩田鹿老师认为，如同许多前代学人所指出的，儒家政治学说的精核，首先是一个“推”字，所谓“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是也。那么，什么是这“推”的根本呢？《论语·学而》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也就是说，为政的根本，就在“孝悌”两个字上。按照儒家“推”的原则，如果要以孝悌正人，首先应该自正。只有自己对于孝悌的原则身体力行，才能说得上对于社会风气有所影响，最终起到“施于有政”的作用，这是“为政”的第一步。从蒲松龄所留下的生平材料来看，他自己的确是认真地将孝悌的原则贯穿在自己的全部生活当中的。
例如，蒲箬等《祭父文》说：人非盛德，文虽美而不传，而我父之懿行，又三代下所仅见也。忆我大母病笃，昼夜皆叠枕瞑坐，一转动便溺，皆我父自为提携，四十余日，衣不脱，目不为瞑。每当深夜，灯昏烛暗之间时，我大母辄启眸而愀然曰：“累尔哉！”盖我父之以孝谨闻，至今啧啧人口也。这正反映出了蒲松龄的孝悌原则。
家庭和谐 对亲情老而弥笃
又据蒲松龄自己所作的妻子刘氏的《行实》等材料看，在处理兄弟关系上，他处处忍让，顾全大局。当他与几个兄弟年龄渐大，家族内部关系日见复杂，不得不分家的时候，几个兄长、嫂子在田产、房屋上挑肥拣瘦，占尽便宜，他却像个傻子一样听凭处置，最后只分得一块薄田与一间摇摇欲坠的房屋。即使是如此，他也丝毫没有对几个兄长记恨在心，从他所留下的诗歌来看，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惦念着自己的兄长们，而且这种亲情老而弥笃。
在自己真诚地信奉以至于身体力行这些儒家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蒲松龄也不遗余力地将这些原则推行到自己的身边。言传身教，使得自己的儿孙耳濡目染自不必言，只要精力所及，凡是对道德建设有所裨益的事情，蒲松龄总是以全部精力投入。在他所留下的文集当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这种文字。我们从题目就可以对这些文章的内容有所了解：《公门修行录》、《家政内编》、《家政外编》、《贺文学宋公德佩彩堂孝妇序》、《循良政要》……透过这些文字，我们看到了蒲松龄对于乡梓的热爱，看到了一个正统儒家知识分子对于世道人心的强烈关注和信念——不能从政，并不能放弃自己应有的政治责任。
著书有道 以文字教化人的品行
蒲松龄的道义责任感，促使他采用文学的形式以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在他以自己毕生精力写成的《聊斋志异》中，这种劝人以教化的作品如《考城隍》、《张诚》、《青梅》等，占有相当的比重，原因就在这里。
除《聊斋志异》以外，蒲松龄还创作了大量的通俗杂曲。如果说在《聊斋志异》中这种劝人以教化的作品占了相当比重的话，那么，在通俗杂曲中这种内容的作品就占据了绝大的分量。如《墙头记》谴责了只顾土地钱财，不管父亲死活的儿子；《慈悲曲》赞扬了骨肉间诚挚相待、生死与共的兄弟；《姑妇曲》表彰了那种忍辱负重、不计前嫌的孝妇……这些作品的风格，一言以蔽之，曰“俚俗”而已。如《慈悲曲》中赵大姑借骂鸡之名讽刺李氏虐待丈夫前妻之子：“有个鸡甚杂毛，啄得小鸡没处逃。今日杀它来待客，定要剁它一千刀，一千刀，上炉烧，要把科子着实嚼！”客观地说，其文学价值十分低下。那么，是什么使他放下了艺术的尺度，将宝贵的艺术才华花费在通俗鄙俚的杂曲之中呢？是他的教化立场。为了使更多不具有欣赏高雅文化能力与兴趣的人也能从中受到教育，他就不得不降低自己作品欣赏的难度。他的长子在为他写的“行述”中谈及这些通俗杂曲的写作时说：
如《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也，又演为通俗杂曲，使街衢里巷之中，见者歌，闻者亦泣，其救世婆心，直将使男子之雅者、俗者，女子之悍者、妒者，尽举而于一编中。呜呼！意良苦矣！
杜甫的名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以说是写尽了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对于像蒲松龄这样的人来说，前面一个理想如镜花水月。但后面的理想却是在小范围内可以实行的，也是可能影响政治的最为现实的手段。在宣扬教化、匡正社会风气方面，蒲松龄尽到了一个儒者的责任。
影响深远 高度责任感值得敬佩
在蒲松龄的时代，儒家所推崇的诸如“孝”、“悌”等道德准则正是维系当时世道人心的共同规范。人性往往好奇，“温柔敦厚”的东西往往因为太平常而缺乏吸引力，人们的目光往往落在那些惊世骇俗的人与事上。韩田鹿老师说：“举例而言，人们对于吴敬梓的在短短几年中荡尽数万金的关注就远远超过蒲松龄一生为维护世道人心所做的孜孜不倦的努力。殊不知，儒家学说为其他学说所不及正在于它的‘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对于那些特立独行之士虽不乏赏鉴，但是自己却明确表示“素引行怪，后世往往称焉，吾不为也”，原因就是这些行动不足以成为世法而为多数人所遵循。
韩田鹿老师认为，人类固然需要少数破坏性的天才，但破坏并不是，也不应该成为社会的常态。“在一般状况下，我们更需要正面的建设而不是反面的破坏。”在这个意义上，蒲松龄的某些主张虽带着时代的印记而显得保守甚至迂腐，但就根本精神而言，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注精神，“位卑未敢忘忧国”的社会责任感，以道义自持的崇高人格，都值得后世的永远敬佩。
嘉宾讲述
蒲松龄一生交际广泛
蒲松龄虽然是以一个秀才的身份终老的，但由于他出众的才华和高尚的人品，所以他的交际非常广泛，在地方上可以说是一个头面人物。从康熙十八年，他就在刺史毕际友家坐馆；从汪如龙开始，先后任淄川县令的官员都和他有诗歌唱和；从张石年开始，继任的县令都必定要去蒲松龄的家中去拜访；康熙二十六年，蒲松龄与当时的文坛领袖、刑部尚书王渔洋相识，此后两人诗歌唱和与书信来往不断；康熙三十三年，山东按察使喻成龙(后任兵部尚书)邀请蒲松龄和孙子至济南作诗，并挽留他们在家中逗留数日……在与这些达官显贵交往的过程中，蒲松龄始终能够把持住应有的“度”，从来不用自己的事情麻烦那些做官的朋友，以一个纯粹的文人身份和他们往来盘桓。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在地方百姓生死攸关的情况下，他也会打破惯例，利用自己的交际和声望，为地方百姓做一些好事。最明显的例证是康熙四十九年他为驱逐康利贞而上书王士祯等一事。
凭声望频施德政
淄川的漕粮早已是当地人的心腹之患。原先，淄川征收漕粮只征收正米，每石折合白银六钱。后来，杂费越来越多，到康熙四十七年，每石已经涨到白银一两七钱。康熙四十八年，康利贞任漕粮经承，竟然巧立名目，每石收银二两一钱，搞得当地百姓人人切齿痛恨。山东按察使了解到这种情况，于是免去了康利贞这项职务。人们刚松了一口气，不料康利贞辗转取得王士祯的支持，竟然又回到淄川，准备再度担任这一职务。这就势必会造成淄川百姓更大的灾难。在这种情况下，蒲松龄忍无可忍，终于拍案而起，为民请命，先后给县令吴堂、王士祯、谭再生去信，要求他们取消对于康利贞的支持。在给吴堂的信中，他写道：“小民有尽之血力，纵可取盈，蠹吏无底之贪囊，何时添满？”在给王士祯的信中，他指出康利贞“旧年为漕粮经承，欺官害民，以肥私囊，遂使下邑贫民，皮骨皆空”，恳请他以自己的威势“谕吴公别加青目，勿使复司漕政”。当王士祯撤消对康利贞的支持，康利贞又另托门路，找到谭再生时，蒲松龄更穷追不舍，上书谭再生，劝他不要再给“想一瞰人肉而不忘其美”的蠹吏以食民膏血的机会。凭着他的声望与影响，他终于制止了康利贞再次担任漕粮经承的机会，直接为地方做了一件德政。(韩田鹿)
嘉宾观点
现实对蒲松龄的态度有失公允
韩田鹿老师认为，纵观蒲松龄的一生，虽然没有做过一天的官员，但是，这并没有使他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与道义责任。对于蒲松龄这种关怀政治、辅弼教化的热情，很多学者往往或一笔带过，或认为表现了蒲松龄思想中落后保守的一面而予以指责。这种态度是有失公允的。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有一套社会大多数成员都可以接受的准则，否则这个社会就会因为标准混乱而使得“民无所措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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